【环球时报驻尼日利亚特派记者 姜宣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8日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尼日尔政变军人“立即释放”该国总统巴祖姆及其家人。7月26日，尼日尔发生政变，而这只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近年来频繁政变的最新案例。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地区就成为全球政变最多的地区之一，甚至被称为“政变带”。造成这一现象的，既有该地区国家内部的种种原因，也有大国博弈及外国干涉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表示，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政变给该地区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想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却没有快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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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通常是指非洲西部地区，东至乍得湖，西濒大西洋，南邻几内亚湾，北到撒哈拉沙漠，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尼日尔、尼日利亚等16个国家和英国海外领地圣赫勒拿、阿森松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萨赫勒”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字面意思是“海岸”。也有媒体称，这一词语的意思是“边缘”，指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向草原过渡的一片地带。广义的萨赫勒地区从非洲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红海，是一条总长超过5400公里、最宽可达1000公里的地带，包括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等至少14个国家。狭义的萨赫勒国家是萨赫勒五国集团，是指该地区的5个核心国家，即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和毛里塔尼亚。多个国家同时属于西非地区和萨赫勒地区。因为政变频发，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将萨赫勒地区、西非地区，或者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称为“政变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先后有30多个国家取得独立。中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鲍威尔等美国研究人员发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发生了200多次政变。从1960年到2000年，非洲平均每年会出现4起政变或未遂政变。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等媒体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每55天就会有人发动政变，超过90%的非洲国家都有过政变经历。2000年后，非洲政变和未遂政变的数量明显减少，不过从2017年以来，全球记录在案的17次政变中，除一次发生在缅甸外，其余都发生在非洲。鲍威尔说，苏丹是非洲发生政变最多的国家，该国最近一次政变是在2021年，该政变引发了一场爆炸性的军事冲突，最近演变成全面战争。
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是非洲也是全球政变最多的地区之一。英国《新非洲人》杂志直言，在非洲，政变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常见；在西非，这种情况在讲法语的国家比在讲英语的国家更常见。据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报道，有研究显示，从1958年到2008年，每10年中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发生的政变数量在非洲大陆最多，占比44.4%。尼日利亚学者苏莱曼的研究显示，自2010年以来，非洲发生了40多起政变和未遂政变，其中20起发生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
西班牙“世界秩序”网站日前发文称，自2020年以来，8个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发生了约10起政变。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有的国家甚至在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生政变。马里2020年、2021年接连发生政变，该国过渡政府2022年还挫败了一起军事政变企图。几内亚比绍、冈比亚等国的政变失败了，而在几内亚、乍得、苏丹、布基纳法索和最近的尼日尔，政变者都成功推翻文官政府并建立军政府，至今仍在掌权。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尼日尔军事政变是近年来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政变回潮”中的最新案例。多家媒体表示，该地区政变频繁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治理问题、公民权利未得到满足、民众不满以及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是政变频发的主要内因。“考虑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经历的动荡岁月，这（政变频发）并不令人意外。”鲍威尔说，贫穷和经济落后等问题导致一些非洲国家有滋生政变的土壤。
根据西班牙“世界秩序”新闻网、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等媒体和智库的信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萨赫勒地区国家一直饱受极端贫困、政治腐败等的困扰。有学者对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1990年至2021年期间，西非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但由于人口快速增长，这一时期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3%。截至2021年，西非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0.5，大大落后于其他地区。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很多人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例如尼日尔的极端贫困率超过40%，而布基纳法索总人口的1/5左右，即470万人今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需筹集8.77亿美元才能满足该国的紧急需求。
“有缺陷的制度是政变的根源”，据《新非洲人》杂志分析，近年来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民众对政变的反应几乎普遍都是积极的，这说明政变是这些国家系统失灵的“症状”。该杂志称，“军事统治不好，文官统治好”的口头禅经常被强加给非洲国家，仿佛非洲大陆的复杂问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公式解决，而不少选举出的官员出现腐败问题，同时行政治理水平不高，给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很少，这让很多人非常不满。美联社称，该地区政变领导人指责政府未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红利”的期望，因此他们将通过组建新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
地区安全环境恶化也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政变多发的重要原因。据西班牙“世界秩序”网站日前报道，在过去10年，“基地”和“伊斯兰国”（IS）等极端组织的分支机构利用该地区的社会不满情绪和国家治理薄弱环节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多个国家展开活动。根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萨赫勒地区已超过中东和南亚，成为全球暴恐中心。2022年全球恐怖主义袭击造成6701人死亡，萨赫勒地区占了其中43%。美联社称，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由极端组织实施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这反过来导致民众反对政府。
此外，河海大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游涛此前曾发文称，西非各国的国界是此前殖民者随意划定的，割裂了长期形成的部族、王国或帝国的属民及其疆域。殖民者的这一做法导致西非国家独立后内部分裂，地区冲突频发，边界和领土争端成为一些军事政变的导火索。此外，部族政治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一些国家的影响较大，势力较大的部族常与国内政治党派相互支持，而部族之间的争斗也进而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政变。在一些地区，传统部族势力还与宗教力量相融合，通过信仰或利益煽动部族民众情绪，为政治争斗找借口。
贺文萍认为，西非和萨赫勒地区近年来军事政变频发的原因，既有新冠疫情等危机造成的生活艰难、恐怖活动加剧，也有政变军人对前政权（包括前政变军人当局）的不满等。尼日尔政变也与近年来该地区国家频繁政变的传导和“示范”效应有关，特别是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国此前发生的政变及政变军人最后的成功上位，都对尼日尔军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激励”作用。
外国干涉和大国博弈也增加了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有媒体称，尼日尔7月26日发生政变以来，首都尼亚美的街头出现一群军政府的支持者，他们不少人挥舞着俄罗斯国旗，并高呼谴责殖民时代前宗主国法国的口号。这种现象并非首次出现，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是尼日尔以及其他国家政变的幕后黑手，但反映出莫斯科近年来如何将自己定位为非洲反西方的“火炬手”。还有观点认为，这说明非洲“政变带”已经成为西方和俄罗斯的角力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执行所长黎文涛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政变多发，其中大国博弈激烈，地缘竞争色彩浓厚。贺文萍介绍说，俄罗斯近年来加大了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联系力度。在外交层面，2019年，俄罗斯在索契召开了首届俄非峰会，重点讨论莫斯科与非洲国家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军事和安全影响力层面，非洲国家有近一半的军事装备从俄罗斯进口。俄罗斯武器的大买家以及长期进口国包括布基纳法索、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乌干达等。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打破西方的外交围堵，俄罗斯更是加紧了非洲外交。目前看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国上演的“法退俄进”或许还仅仅是“序幕”，恐怕不会很快就“落幕”。
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等媒体称，就像非洲独立潮之后一样，西非和萨赫勒地区近年来的政变也有外国干涉的痕迹。例如在媒体的报道中，2020年和2021年马里政变以及2022年布基纳法索政变都提到了俄罗斯。马里这两次政变的组织者据报道也接受了美国的训练和援助。还有媒体称，自2008年以来，受过美国培训的军官在5个西非国家进行了至少9次政变。由于法国曾殖民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多个国家，巴黎对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几乎是既定的。据报道，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变者也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还有数据显示，1960年以来，法国对非洲国家进行过10次以上的军事干涉。
据BBC报道，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军事政变时有发生，而现在人们担心政变可能变得更加频繁。牛津大学学者科利尔告诉《纽约时报》：“我非常担心萨赫勒地区将会崩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称，尼日尔政变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眼下最令人担心的是，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地区战争。即使这种危险得以避免，这场政变也几乎肯定会对打击极端分子的行动造成影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前发文提醒说，尼日尔局势可能破坏破坏欧洲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的行动，因为该国位于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路线上。
据英国《卫报》报道，尼日尔的稳定对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未来至关重要，而后者对非洲大陆的未来至关重要。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问题将对非洲南部和北部的国家造成影响，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政变给西非国家经济社和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和阻碍，造成民众流离失所，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滋生。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此前发文称，对于稳定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没有快速解决方案。在可预见的未来，萨赫勒地区的不安全状况需要定期的政策关注。该机构建议通过机构建设、改善政府治理、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以及投资等，来应对该地区政变频发的问题。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则表示，政变发生的条件是不断变化的。为避免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未来再次发生政变并应对当前的政变，必须彻底改变应对方法，在区域和全球伙伴的帮助下，该地区国家必须解决治理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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